上海中医药的历史，其实不很悠久，直到唐代，才有医生在上海行医的记载。宋元、明清各代，虽有不少底蕴深厚的中医名家、中医世家名闻遐迩，但就全国来说，也并不十分突出。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后，迅速从一个旧县城蜕变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众多的外地名医纷纷到上海坐堂行医，由此成为名家荟萃、流派纷呈并影响全国的业界高地，故有“近代中医看上海”的说法。

1930年，张梅庵主编的《中国药报》“创刊号”上载有“上海百大名医表”：

“百大名医”中，有些先生的名字，即使对近代中医历史颇为熟悉的笔者而言，已然是比较陌生了。如丁筱兰、王依仁、卞海程、朱体方、朱孟裁、何冬彦、范小舲、范香孙、陈丽生、夏伯堂、凌策勋、许寿彭、黄朴堂、闵激六、蔡逊忱、臧莲舫、谢大年、储颐绶、储少甫、韩中和、顾鸿孙等。

当时的上海市隶属于江苏省，所以“百大名医”中，除了安徽的王仲奇、程门雪，福建的包识生、包天白，北京的陆仲安，成都的祝味菊、湖南的何冬彦，江西的戴达夫、广东的方公溥这9人外，其余的91人都是江浙人士。暂且可以称为“江苏帮”与“浙江帮”。

在“江苏帮”中，“常州帮”（武进、无锡、江阴、宜兴）人数最多，达20人；“苏州帮”（吴县、昆山、常熟、吴江、嘉定）人数次之，达17人；“上海帮”再次之，明确标明籍贯为“上海”者有13人，如果按照现在的辖治范围，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江湾、松江也归入上海的话，则达27人之多。

“浙江帮”涉及鄞县、镇海、慈溪、绍兴、萧山、杭县、吴兴、嘉善、海宁等县区，达13人，实际上就是“宁（波）绍（兴）帮”。

在“百大名医”中，有15人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如1921年第一届毕业生丁涵人、丁济万、程门雪，1922年第二届毕业生叶劲秋，1923年第三届毕业生贺芸生、戴达夫，1924年第四届毕业生秦伯未、严苍山、许半龙、陈耀堂，1925年第五届毕业生王耀堂、章成之（章次公），1926年第六届毕业生余鸿孙，1927年第七届毕业生陈存仁，以及先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转学于上海神州中医大学的张赞臣[1]。其中，以陈存仁最为引人注目，毕业3年、开业2年，就赫然闻于沪上而播于四方。此君具有独到的“开业术”，待以后将陈存仁的故事详细讲述给大家。

除却这15名中医专校毕业生外，“百大名医”中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者（1930年之前或以后）有12人，如丁仲英、包识生、包天白、陆士谔、陆渊雷、沈仲圭、张汝伟、祝味菊、郭伯良、谢利恒、夏应堂、傅雍言等。执鞭于上海中国医学院者（1930年之前或以后）有13人，如王仲奇、方公溥、任农轩、薛文元、程迪仁、沈琢如、沈心九、徐小圃、朱鹤皋、蒋文芳、唐亮臣、徐丽洲、盛心如等[2]。

执教：丁仲英、包识生、包天白、陆士谔、陆渊雷、沈仲圭、张汝伟、祝味菊、郭伯良、谢利恒、夏应堂、傅雍言等。

中医专校毕业生及中医学校老师，共40名，在“百大名医”中占到四成。即使仅就中医学校毕业生而言，从1921年才有中医学校毕业生到1930年，还不到10年的时间，中医专校的毕业生就有15人荣登“百大名医”榜，这充分说明中医学校是可以培养出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还没有进行课程改革，学习的内容全部是中医，老师更是纯中医，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是能完全按照中医的思路与方法治病的中医，而不像1927年以后，中医学校也开设西医课程，中西兼学，自然也就成了不中不西的“新中医”。

由这张“上海百大名医表”所列的“诊所地址”，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名医的行医方式可能有四种：第一种是“医寓”，也就是在自己的家中接诊病人，没有专用的诊疗室。如沈杏苑、徐相任等；第二种是坐堂行医，即在中药铺内设座行医，只负责开处方，就地配药，方便病人。如卞海程、凌策勋、盛心如、谢大年、韩中和等；第三种是诊所，在人流密集的选择地方正式开业，有专门的诊疗室。当时的大部分名医都已经有自己开办的诊所；第四种是在医院应诊，如张德意、叶劲秋等。

名医诊所地址的选择，也颇有研究意义。上海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地位的建立，与南京路一条街的形成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特别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南京路逐渐形成了声名远播的十里洋场商业街，并成为上海的“黄金地段”，也是近代上海名医云集之地。一向在上海行医的毛伯年，就将诊所设在“南京路大庆里一九五号”。张汝伟，幼年从唐君良为师，擅中医内、妇、喉诸科，最初在江苏常熟开业；1920年代迁沪上行医，诊所在“南京路大庆里二〇二号”，业务鼎盛一时。向来懂得经营之道的陈存仁也选择在“南京路山东路口八二号”租上豪华的店面，打响名号。

临近南京路的西藏路、跑马厅、泥城桥、二马路等地带，也是人口众多且经济发达的地区，是中医诊所选址的上次之选。光绪十三年（1887）只有９岁的陆士谔跟随名医唐纯斋学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年20的陆士谔来到上海悬壶，1927年就因治愈一位城中富商而声名大噪，其诊所就在“跑马厅汕头路二三号”。1853年后，江浙等地中医络绎至上海行医，他们的诊所多选在西藏路，如无锡的任农轩，武进徐衡之、张伯熙，丹徒的章次公等。

丁甘仁的寓所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也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最早的校址，除了丁甘仁的三子丁涵人、长孙丁济万外，何冬彦、闵采臣、闵激六也将诊所设在白克路。根据《上海卫生志》记载：“1948年底上海私人诊所大多数设在市区，名医以南京路、北京路、四川路、凤阳路、新昌路和外滩一带最为集中。”可见，名医多在中心城区范围内设立诊所。

闽北区也因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众多的患病人群，成为近代沪上名医的聚集之地。著名中医谢立恒在北浙江路宁康里开设诊所，可兼治内、外、妇、儿诸科，对温病与杂病治疗尤为擅长。早年因治疗瘟疫出名，善治妇科难症的中医朱南山与其子朱小南、朱鹤皋在开封路上开设诊所。儿科名医徐丽洲，也在北福建路开业，专门接种人痘防治天花。另外，内科郭伯良、正骨伤科世医张德意以及夏重光、凌策勋、张鸿远、龚汉文等也在其内。闸北区，还是苏北人的集聚地，故来自盐城的丁筱兰、卞海程、臧莲舫以及淮安的夏重光将诊所选择在同乡聚集区。

还有根据所在地区人口的从业分布状况来选择诊所位置的，如石筱山传承了祖父辈治疗外伤的经验，颇得病家信任。石筱山的私人诊所设在“大东门外复兴东路附近的新街”，该处周围住的多是从事码头、搬运、建筑和人力车的从业者。工人由于长期从事繁重劳动，经常会伤及筋骨。石筱山的医术又髙明，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伤科名医。